刘少丹:社会化协作,数字化共生
社会化协作,数字化共生
——刘少丹在群管大会上的讲话(二)
今天的社会型企业到底怎么去运作?尤其是像所罗门,目前它仍处在一个前期阶段,还处在一个潜水阶段,所罗门最终要承担很多社会责任,我们暂不说为社会负责,就说所罗门如何为系统里每一个人,创造一个各自想要的结果,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很多的企业家,今天不要说企业如何有实力了,实际上很多企业现在还顶着巨大的债务。甚至还有高利贷,这些债务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是由去信贷、去杠杆、去泡沫这个过程造成的,这个等于把信贷泡沫的最后一棒交到了企业家手里。
他们承受的压力是他自己造成的,还是社会转型造成的?是社会转型造成的。当前社会转型的压力,考验着企业家的承受力,不要说中小企业了,其实越大的企业,压力越大,压在身上的担子越重,企业家群体承担着社会转型的压力,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中坚力量。
企业家要整合社会资源,要创造就业,要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挣钱就是最大的社会慈善,因为创造了社会财富嘛,这才能体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那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深刻地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信贷泡沫,以及不能流动的资产全部转嫁倒企业家的身上,当企业家承受不住的时候,很快就都转化成了全社会的问题。就像今天的世界金融危机,转变成了信用危机,最后会转变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会引发战争。
世界经济一体化,让人类看起来好像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凡是当今世界的协作关系,是建立在中心化控制的资本逻辑之上的,整个世界的这种组织关系,其实很脆弱的。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信用体系就会坍塌,随之经济协作就会坍塌,最终会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我今天想讲的是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如何建立,或者说社会型企业的社会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的。我们以前做企业的,很多人都学过管理,学过一种东西叫做MBA,(工商管理硕士),学过现代企业管理方法,对吧?
这个现代经济学当中,包含着三个最基本的经济学类型,一个是纯粹经济学,比如:分工提升效率,规模化降低成本,充分竞争可以让资源价值最大化等等,就是所谓的财富创造原理,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经济学家在研究。
另外一个类别是所谓的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探讨的是商业模式,商业策略,谈经营、管理等等,是在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如何进行有效的社会组织和运作。我们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是在这一层面去操作,去组织,参与社会协作,和社会生产。MBA就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
第三种经济学类别叫做社会经济学,或者叫做伦理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公平,其中与政治和制度相关,与社会保障相关。毛主席曾经说过,“不懂政治的人就不懂经济”,经济是政治权力的支撑,政治是经济自由的保障,传统经济依靠公共信用,公共信用依靠社会规则,社会规则依靠政治制度,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这其中包括福利经济学等。
大家知道什么是福利经济学吗?福利经济学就是当社会财富总量一定的时候,比如说让一个佣有一个亿的人,和另一个只有几万的人,各种拿出1万元,同样的1万元,对谁的价值更大?如果把钱多的人,分给钱少的人,社会总效益是不是增加了?福利经济学在实际运用当中很多,比如:反腐就是一种福利经济学应用,理解吗?就像查酒驾,如果查酒驾可以罚款,有没有人愿意去查?同样的,如果反腐能挖出很多钱来,然后还有提成呢,一定会有很多人积极响应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反腐的源动力是存在的。毛主席搞的打土豪分田地!也是福利经济学的实际应用。
其实,福利经济学在历史上的运用也非常多,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几次大的灭佛运动,听说过吗?灭佛运动,就像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一样,国王打着信仰自由的幌子,可以把教廷的财产给抢劫了。
在欧洲中世纪,很多国家几乎一半的财富都集中在教廷手里,所以你看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建筑,最有钱的地方全部都是在教堂,欧洲的教堂,一个比一个的富丽堂皇,因为一个国家的一半的财富都在教会,所以才出现了宗教战争,才出现新教伦理改革。
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建立,是经历了巨大社会动荡的,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有其发展的社会基础。古代欧洲社会,跟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欧洲是教权社会,王权要受教权的制约,而中国是皇权社会,皇权是不受制约的,假如皇帝没有钱了,他是征税还是借钱啊?增加税收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不对?但是在欧洲可不可以呢,在欧洲不行,发生战争,国王只能去借钱,借钱不还怎么办?建立信用制度,建立国际金融体系,于是资本就产生了。
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新闻,说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是吧?跑到美国去开厂,说中国企业的税赋过重,引发了很多人的议论,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是依靠企业的税收啊?是吗?很多企业家以为社会经济发展一定靠税收,其实在中国社会不是这样子的。
就说我们安徽的一个县城吧,一个县政府借的钱,仅利息支出,一年县的税收都不够还的,现在地方政府有没有欠钱?你再看看那些政府大楼盖得比白宫还富丽堂皇,这些钱都那来的?靠税收来的吗?靠信贷扩张,靠土地财政,理解吗?
实际上中国社会最近这十年、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不是靠税收,是靠借债,叫信贷扩张,借贷是一种,通过垄断公共信用,依靠商业抵押,释放流动性,催生资源资产价格上涨,来形成的一种造钱机制,和造富效应。这个货币会不会增加呢?其实是钱变多了,不是税收那么简单,实际上这是一种资本扩张的逻辑,我们很多人到现在还搞不明白这一点。
就像经济发展依不依靠消费呀?靠消费行吗?最简单的,你看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几乎50%都是靠投资,不是靠消费,理解吧?如果是靠消费,那个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资本扩张的逻辑,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就不明白,做互联网靠什么发展一样。做互联网是不是靠自己的盈利收入来发展啊?是靠资本收益,为什么?因为赚钱的速度远远没有货币贬值的速度快,没有印钱的速度快。
中国古代社会有没有商业,看过《清明上河图》没有,那时候宋朝是多么繁华,那么庞大的国家,其人口规模相当于现在的欧洲,那么多人口,有消费?但是,有没有资本?什么是资本?那个时代有没有货币?有货币,铜钱纸钱都有嘛。但是有没有资本?没有资本。我们不要以为钱就是资本,钱只是资本呈现出来的一种形态,并不是说钱就是资本。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那个铜钱有没有贬值的过,贬值也就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了不起也就二分之一吧,贬值不会很大吧?你再看中国这30年,你感觉钱有没有贬值?感觉明不明显?这两个时代的钱是不是一种钱?虽然都叫钱,但是钱不是一回事啊。实际上,工业时代与农耕时代,信用机制发生了变化,钱的属性发生变化。实际上,互联网时代,同样的道理,信用机制也发生了变化,金钱的属性也发生变化。工业时代的钱是依靠垄断公共信用,依靠中心化规则。而互联网时代的信用体系是去中心化的机制,实际上,产业互联网时代,我们将重新定义什么是资本。
知道阿里巴巴很有钱对吧,如果我们要做个小买卖,做个小生意,去农贸市场,去商业街卖东西,是不是首先得去工商局注册啊?然后工商局有人来收税啊。但是,如果你去淘宝上做生意,有没有人来收税啊?所以,为什么国家工商总局老是和阿里巴巴打仗呢,因为工商局是管理市场的,市场的事只有它能管理,现在,市场跑那里去了?市场跑网上去了,市场没了。那你要注册,现在哪儿去注册,是不是去淘宝网上注册啊?工商再想查帐,怎么去查帐呢?也看不到数据。就像腾讯里的游戏玩家,花了多少游戏币,形成了多少游戏装备的交易,只有腾讯自己知道,工商税务是不知道的。对不对?
社会型企业是一种立足于云端的社会组织形态,其社会价值创造方式,与过去完全不一样。我们讲互联网经济学原理,是要你明白,社会财富创造原理变了,互联网不仅改变了财富原理,还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态,改变了社会治理机制,改变了社会信用体系,改变了商业的运作方式,甚至改变了资本的运行逻辑。
比如说,传统商业要做品牌,品牌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品牌要依靠大众传媒来塑造,大众传媒是一种垄断公共信用的平台,是一种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是一种可以影响大众心智,左右社会规范的中心化控制体系。
今天所有的互联网,是不是都具有媒介属性,都具有社会属性,都可以创造价值体验,都可以建立情感链接。实际上,今天关于品牌的价值塑造,和大众传媒时代不同了,数字化生存形成的是人格体,信息爆炸建立的是数字品牌。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商业形态发生了变化,价值形态也就发生了变化。这个以后有的是时间谈。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社会型企业的治理机制,这将是所有参与社会型企业运作的人,都将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课题,这个课题就是如何经营、管理一个国家一样大小的社会组织,在没有行政机构,没有军队,没有司法体系的情况下,你怎么管理一个国家这样大的社会组织?如何做到高效、融合、开放、透明、公平、自由?为世界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让每个人更具有创造力,让经济可以持续发展。其实,这也是互联网时代,人类面临的同一课题。
我们一谈到社会治理机制,很多人最直观的想法就是,民不民主,所罗门的决策机制够不够民主。集权当然是不好的,集权造成的社会治理成本很高,问题是中国社会能不能不集权?中国社会若不集权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没有自我约束力,缺乏信仰和自律,没有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公民意识,既不能为自己负责,也不能为他人负责。
我们上次去意大利的机场,拿那个购物凭证,到机场去退税,然后发现到那里排队的人基本上都是我们华人。其中有很多当地华人,专门从外面收集那个购物凭证,到机场去退税,这个说明我们中国人很聪明,能找到这样的赚钱机会,难到说那些老外都很笨?这么容易赚钱的机会都没有发现?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老外真的不善于投机。第二种可能是他们的价值观约束他们不会这样去做。
中国的企业家都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如果你找人办事,人家跟你讲,“要公事公办”,这等于不给你机会。如果人家说“可以研究研究”,这是在暗示可以给你开个口子。在中国,明面上的事情,往往都办不成。在中国做生意,只有一种规则,叫做潜规则,中国的企业家都已经习惯了。但是,对于那些遵循市场游戏规则的外资企业来讲,他们就不敢去玩这个潜规则,那些国际性公司的中国高管,为了开拓市场,建议公司去做个重点攻关,去迎合一下潜规则,这些外企的老板,就不敢去做,宁可退出中国市场,也不会去做。
一些人把这种习惯带进所罗门,玩潜规则既不符合法治社会,更别说互联网新文明了。我们常说“一家人要把事情放到桌面上谈。”如果一家人都在玩潜规则,这一家迟早要玩散掉了,所罗门是基于边际成本递减的虚拟资本特点,建立关联效用递增的智能资产,形成产业互联网的合伙人体系,这一原理决定了所罗门就是协同共生的一家人,一家子是不能玩潜规则的。
所罗门一定要创造一种开放、透明、坦诚、公平的社会治理机制,一定要这样的,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合伙人体系,如果都在玩潜规则,这个体系根本就玩不下去。我们社会型企业怎么样去管理?管理如何去创新?怎么样从骨子里解决中国人价值观缺失的问题?很多人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社会已进入到互害模式。表面上你看那个餐馆红红火火的,其实菜里面加了地沟油。表面上你看那些食材都没有问题,其实养鸡养猪都添加了激素,表面上你看那些牛奶都没有问题,其实里面都添加了三聚氰胺……。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好,实质上,中国社会已进入到互害模式,处处都是坑,每一个人,都要一边走路,一边填坑,还一边挖坑。归根结底的问题,是中国人没有信仰。
那西方社会呢?比如说美国社会有没有自下而上的体系啊,有没有?美国的国家原则,都是建立在共同信仰的价值观体系上,从“五月花号”上走下来的41位清教徒,以上帝的名义,签下了第一份自治公约,这个一份关于共识、信念和勇气的政治文本,后来,成为美国《独立宣言》的蓝本,以此建立了美国的基本原则,将基督教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融入到了美国人的血液里。曾有记者问“里根”总统,“如何看待那些没有基督教信仰的美国公民?”里根回答,“他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美国公民,但绝对不是一个爱国者,因为他的价值观和美国精神并不一致”。
一个社会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社会的组织成本就很高,管理起来就很困难。你们去公司上班,公司治理当中会有企业文化或员工手册。告诉你公司的价值观是什么,你到公司来是干嘛来的,你有什么责任,有什么义务。中学生思想政治课上有一本叫做《公民》的书,告诉你做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有没有学过?有没有人去践行呢?实际上,这种东西不能靠往耳朵里讲的,要往心里去,要融入血液里去,要变成一种体验和精神追求。要形成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要形成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行为模式。
中国人的骨子里面的文化就是家文化。中国人的高贵站在外面是看不出来的。我经常说坦尼克号的故事,泰坦尼克号船要是沉了,一等舱的乘客可以把生存的机会留给三等舱的那些妇女儿童。对于中国人来讲,(比如说我,站在台上的我就是中国人)对于我来讲,我能不能做到?我实话告诉你,我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哇!你会说了你这个中国人好自私啊,没有人格了!但是如果三等舱里做的我的家人或我孩子,我能不能做到?一定能!
实际上,中国人的高贵仅停留在“家国”这一个范围内,中国人的文化就是“家国”文化,这种依靠礼教宗法,利用宗亲氏族,围绕情缘关系,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机制,虽然压缩了社会管理机构,降低了社会运营成本,但是,这种“三纲五常”所形成的“家国”文化,往往会造成一种亦步亦趋的心理定势,就像小孩子遇到问题会找家长,古代是找族长,现代是找“父母”官,小家长解决不了的问题,找大家长,大家长解决不了怎么办?找老祖宗,看看老祖宗是怎么说的,总而言之是找家长,到今天还有人把国家主席和夫人理解成“大大和麻麻”,长此以往,国民的心智就产生了孩子一般依赖父母的心态,喜欢循规蹈矩,不敢突破现实,没有创创新的力量。
中国人没有更高层面的精神追求,没有超越现实的精神力量,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既没有感性的理想主义,也没有理性的科学精神,只有介于感谢和理性之间的,卑微的实际,这种是一种迫于生存的压力,屈从现实的利益关系。
中国社会今天可以说富裕起来,至少说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中国人的今天幸不幸福?快不快乐?你看看十一假期很多人堵在高速公路上面,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找乐子,有人就地支起桌子打麻将,有人就地打起了羽毛球,甚至有人支起灶涮火锅…,中国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很快乐,也很容易找到乐子,你看一到春节,举国上下都在打麻将。
中国人很善于找乐子,但是却找不到幸福,感受不到存在的价值,感受不到生命的尊严,有些快乐甚至是荒谬的,以一种攀比心理,以一种炫耀心理,来获得存在感。现在有个网络热词叫做吃瓜群众,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不怕事大的吃瓜群众,这些人的心理就是喜欢围观看笑话,总盼着出点啥事儿。
中国社会虽然富裕起来了,但是,中国人却不幸福。我们的富裕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当然与中国人的勤奋有一定的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工业革命以来长期积淀下来的科技、资本、和全球化协作机制,这帮助了中国社会,帮助我们释放了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我们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资源卖完啦,然后就玩不动了,接下来的发展该怎么办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