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丹:社会型企业,是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2017-04-058332

社会型企业,是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刘少丹在群管大会上的讲话(一)


好,非常感谢!我觉得今天这种环境和氛围才像是一个创业的团队。美国很多伟大的公司,像苹果、惠普、思科等等,都是从车库里干出来的。我觉得今天很有硅谷的感觉,很有创业团队的感觉。


大家参与所罗门的时间也不短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社会化的运作体系,将来还要打造更多的云端的社会型企业,所有的社会型企业都是一种社会自理自治的创新。

 

 

进入所罗门,我们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看清楚当前世界经济遇到的问题。包括每一家企业,每一个行业遇到的困境到底是什么?能够看清问题背后的问题,了解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看清为什么当前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在经济转型当中所有的策略都已失效的原因。我们必须要看到,经济原动力丧失的问题,是个历史性问题,然后呢,我们才能寻找到答案。


第二个就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罗门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来面对现实,解决这些问题。这俩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个了解问题原因,第二个就是了解解决方案。


第三个就是互联网作为社会型企业如何运作?怎么样做,才能取得成功?互联网新商业,是一种社会型企业,是一种唯一性、全覆盖的商业业态,这一点决定了互联网商业取得成功是极其艰难的。这也是所罗门在构造产业互联网生态系统的意义,我们要明白,在社会转型的时代,我们有什么?我们依靠什么?才能够在这种社会型企业的运作中取得成功。我们就是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大家目前进入所罗门学习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有些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与我们最初的出发点,越来越走偏了,如何保障系统的发展,不偏离我们的初心呢?


社会型企业的运作,需要创造一种在数字化生存环境下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这就是要依靠一种信息回路,这个信息回路,包含着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生产、创造、消费、服务等等,我们要在数字化生境中,围绕信息回路,建立起新的社会形态,包括商业形态。


在没有进入所罗门之前,大家都能感受到,互联网给人带来的一种铺天盖地的冲击,这就是信息负载。但是大家可能很难了解到它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进入所罗门以后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参与所罗门的学习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清晰,这个数字化生存的商业秘密,这点和我们过去工业时代社会不同,和传统资本趋动下的社会游戏规则有本质的不同。

 

 

过去30多年,世界如此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全球化带来的这种经济的爆发,实际上它背后的源动力是资本的力量,而资本的力量有资本的运行的逻辑,这是一种关于社会组织、运行和管理的一套方法。


现在,世界经济遇到了瓶颈,遇到了困境,其实是这套逻辑转不动了,过去这种资本扩张、信贷扩张、货币超发的模式,最终可以通过科技创新,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大幅度开发,形成更大规模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来对冲这种货币超发。


然而,今天的科技依然还在,甚至科技还在日新月异,尤其是知识还处在爆炸的时代,科技依然还在爆发的进程当中,为什么经济没有动呢?主要是因为它还是一个中心化的运作逻辑,这个中心化权力体系充当了公共信用的代理人,现代金融工程,依托这套规则,不停的制造信用凭证,于是,人类社会才在更大范围建立起了合作,让工业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了可能。


但是,伴随着资本的无风险套利,和信贷的过度扩张,催生了资产价格的无限上涨,扭曲了社会价值体系,今天,这一逻辑遇到了瓶颈:1、随着社会边际成本的递增,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经济发展失去了推动力;2、资产泡沫的局部风险可以对冲,但世界的整体风险无法释放;3、粗放式的资源开发,存在着边际效用的极限位。4、中心化体系下的工业化大生产,同质化严重。5、大众传媒刺激的消费主义文化,使得价值空心化和符号化。这都揭示了资本的逻辑无法再继续运转。实际上,互联网时代,我们要重建信用体系,重新定义资本的逻辑。


大家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互联网的经济学逻辑,但是大家通过现有的这些互联网项目,会有所感受。那这个社会遇到什么样的瓶颈?这个瓶颈导致实体经济的收缩,甚至会出现大坍塌,如果不进行资本逻辑调整,这个坍塌几乎是一定的,虽然还没有出现,随着经济的停滞,经济的坍塌,资产的缩水,社会问题将出现连锁反应。这将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远比日本失去30年还可怕。未来中国甚至会出现失去的一百年,因为这一次的泡沫太大了,这不同于日本的经济危机,不同于美国的房地产危机,还可以用全世界来对冲,如今,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资本几百年的扩张,形成的资产泡沫,造成的世界性危机,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来对冲。


所以,这预示着必然会有一场席卷全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我们可以用数字资产来重新来对原有的社会资本形态进行重构。


无论你是产品、技术、服务、资源、资产,将来全部都会用数字资产来进行重构,没有数字资产的这种重构,它们就不能流动,不能流动的资产就变成了负债,资源资产只有流动,才能创造价值,才能够变成一种社会财富,实际上未来的数字资产,将是我们数字化生存时代的最重要的,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财富形态。


这就像社会的资本形态,在每个历史阶段都不一样,比如:农耕时代,如果没有田地,你就佃农,游民。(因为土地是可以作为一种资本形态,它可以不断地产生财富,也就是生长钱,对吧?)到了工业时代,你有田地并不能代替财富了,对不对?这时候资本形态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这种公司,或者说是信用财产,对不对?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信用治理,现代的社会信用治理当中的公司形态,就是资本驱动下的社会组织形态,如果没有这些,你就没有工业时代的财富。


那互联网时代,如果没有数字资产,就跟农耕时代没有田地,工业时代没有信用财产是一样的,会沦为游民,打工仔,沦为“无产阶级”,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资产的证券化,而是资产的数字化。

 

 
现在,国家所提出来的这个互联网+,大众创业,全世界都在观望,当前中国这种状态也很尴尬,为什么呢?“互联网+”喊了这么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几乎也没有一个转型成功的,实际上,目前这个国家战略,只有所罗门系统在实践。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挑战,是吧?不是说所罗门就没有压力,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份沉甸甸的担子,这里面有个人的、有自己公司的,有传统债务的,各种压力,对吧?当然还有整个社会转型的焦虑,所有的压力都在我们肩上。当前是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就是在这个社会转型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对于所罗门来讲呢,我们还是无限乐观,因为,曙光即将出现,2017将是所罗门真正能够把根扎下来的一年。


我曾经将所罗门比做一棵大树,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棵树的根扎得越深,这棵树的枝叶就长得越繁茂,就越能够长出一片绿荫,对吧?就能开枝散叶,开花结果,这棵树如果没有根,就长不出丰硕的果实,是不是?没根就长不大,就变成了一棵草,就不能抗风遮雨,就会摔倒,是不是?然而,所罗门的土壤非常好,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我们今天这一代的社会转型,没有危险,不用死人,对吧?实际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从国家的宏观形势,从社会发展的现实局势,从正在涌现的未来趋势,以及社会经济遇到的迫切压力,只有可能让所罗门越来越强,对吧?这里包括社会的舆论,国家的政策引导,以及社会的自发参与,其实这已经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有了这样的土壤,所罗门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其实,所罗门已经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今天的所罗门已经在引领产业转型,在领先,遥遥地领先全世界,对吧?所以我们不能丧失这样的历史机遇。


系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都是成长过程中的问题,都是一些甜蜜的烦恼,究其原因,都是大家没有认知到位,没有清晰这个时代带来的机遇到底是什么?没有把自己的个人的目标,企业的目标,和系统的目标,和时代的目标捆绑起来。通俗讲,很多人还各自做着各自的梦,是吧?那实际上就不是一家人,不是一家人就不能够聚在一起,目前的所罗门里很多人跟系统的目标,跟系统的战略,还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学习不到位。


今天,互联网不仅要改变了信用体系,改变资本形态,改变商业的组织形态,改变社会的价值形态,甚至于要改变人的存在方式,改变了社会的治理方式。


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是做过管理的,都是做过企业的,管理过几十个人,管理过几百个人,对吧?可能都很好管。但是如果管理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于几亿人呢,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同行业的人,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就很难管了,对吧?


像今天的群管、秘书长,就是所罗门之树的根,以群管服务体系构造的这个根,将成为所罗门的未来的发展的很多体系的一个支点,如果没有这个支点,其他的体系就很难发展。我今天就是想说这个根系,到底这个根系到底需要怎么长,因为所罗门现在除了群管这一块,我们还有运营,还要有项目构造,还有培训,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站的建设等等,我们有很多的体系,但是群管为什么会是目前尤其的重要呢?


我一直都强调,所罗门要做的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涌现),和自上而下的协同(服务)。我们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不知道什么叫做自下而上的管理。中国社会,在工业时代的转型用了几百年,付出的社会代价是很沉重的,是不是啊?中国社会转型当中,有很多的点,实际上都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鲜明列子。

 

 

在社会管理中,有没有什么方式是最好的管理方法?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话题,网上经常有人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网上转的一个很搞笑的视频,好像是那种餐饮公司,或许说那种美容美发公司,早晨起来搞的教导仪式,给那些男女员工打鸡血,各种疯狂的动作,和狂吼乱叫,你知道吧,有没有看过那种?很多人看了都说很搞笑,那所谓的管理是没有标准的答案?如果是一家科技公司,这样管理肯定是不行,如果是一家生产型公司,可能需要的是流程管理,如果是一家文化创意公司呢,管理形态又不一样。


其实管理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是一家服务性公司,比如做餐饮服务的,比如做美容美发的,你需不需要火一样的热情,对不对?而这种热情,以客户一走进来,是不是给人一种很好的感觉,是吧?实际上那种管理是非常准确到位的。


那我们放大,放大到一个社会的,研究一下中国社会是怎么管理的。我们系统里,有一位英国的秘书长,老是说中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法制,没有民主。说英国多好多好,他只想留在英国等等。说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是源于文化基因,为什么中国总是搞集权?为什么它不能搞民主?为什么不能搞法制?他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为什么呀,你们想一想,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社会,在这几百年的社会变迁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创新,都没有跳出集权的漩涡?文化也有啊,你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政体的也有啊,戊戌变法,孙中山革命,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各种各样的产业革命,包括近代的洋务运动,实业救国,以及改革开放,这都是产业革命啊。


 

近30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与中国人民自身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太勤奋了,太忍耐了。当然还有中国巨大的空间和资源,包括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其次,是中国社会的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向我们输入了后工业时代过剩的资本,科技,现代经济管理方法,以及全球协作体系。


全球经济一体化,让我们的资源价值最大化,中国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都得到集中的释放,所以中国确实也取得了成绩。但这种成绩背后,还有这一路走来的不断试错,和社会改革的磕磕绊绊,只到今天还有人在说,中国没有法制,中国有没有民主,中国不是自由市场主体,有吗?真的吗?


政治权利应该是在法律之下的,对吧?为什么我们中国做不到?这里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中国社会在近现代一直没有找到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在西方社会有,在中国社会还没有。


中国在农耕时代的社会地位,对于西方国家来讲,如同天方夜谭,那么广阔的一个疆域,那么多的人口,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一个如此富裕,井然有序,人人都是谦谦君子的东方帝国。在当时的通讯和交通背景下,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讲,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为什么管理得那么好呢?可以说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财富都集中在中国。


当时社会为什么运行得那么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有一个自下而上的管理体系,这个自下而上的管理体系,其创使人就是孔子和孟子,叫做孔孟之道,就是“仁义礼智信”,就是“宗法礼教,纲常伦理”,其运行的逻辑是围绕家庭、宗亲、氏族,建立起来的家文化,中国的文化历来都是一种家国情怀。在中国社会单元中,家既是一种生产单位,消费单位(张家口,石家庄),也是一种社会管理单位,防御单位(岳家军,杨家将)


有了这样的一个由内而外,自下而上的运作体系,如此巨大的体量的社会,才得以有序的运转。你不能依靠官僚,因为官僚体系,会滋生腐败,历史上解决腐败的方法,就是增加更多的新官僚,来分解老的官僚,打倒老的官僚,于是当官的越来越多,每一个都要从头喂饱,最终都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有孝道文化,以孝治国,老外都不理解孝道是啥意思?孝道是礼法,超越了亲情。孝道要讲“三纲五常的”,“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形态,老外觉得很奇怪,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它的一个深层次的东西,这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社会管理,所有的社会规范都是构建在这一体系之上,而且这个体系特别符合农耕时代的特点,宗亲礼服强悍人与土地的依附关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老外不知道什么是举孝廉,举孝廉就是说想当官,你就要孝,要廉,至于你有没有经济知识不重要,在科举时代,你只要会写八股文,会吟诗作画,就可以当官,不一定要学工科,学商贸,学金融,学管理,都没有吧?需不需要理财呀?现代社会,理政就是理财呀,农耕时代,只要会写八股,八股文能写出孔孟之道嘛。对吧?那就是中国文化。


农耕时代的中国社会,甚至将商人的地位,压得很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都还是这样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农耕社会当中他特别害怕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因为社会贫富差距会出现,会导致对“土地”的兼并,土地兼并,就会有大量的人变成了游民,佃农,长工。


一旦出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就要发动战争,就开始征税,造成社会动荡。或者出现水灾、旱灾,就会导致这些佃农首先变成了流民,而这些流民聚集起来,就一定会造成社会的动荡,所以农耕时代就特别的反对财富的集中,遏制商业的发展,遏制土地的兼并。在中国的历史上,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是很低的。


重农抑商是农耕时代的社会财富原理,但工业时代的财富原理,跟农耕时代的财富原理是不一样的。资本形态也不是一回事,在最近的几百年中,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全球人口从5亿,扩充到现在差不多75亿,开发资源能力,从覆盖地球表面的3%到97%,工业时代的资本形态,是依靠科技效率提升,依靠大规模生产,依靠全球化协作,通过比较优势,通过财富效应,将资源价值开发最大化,形成社会价值创造原理。这是与农耕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扩张模式。


为什么讲这段历史呢?因为我们要去了解中国过去自下而上的体系曾经是有的,那是一种自我约束的价值观,人的社会规范,都是建立在这一体系之上的,农耕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子之国,人人都有非常强烈的道德意识,哪怕是没念过书的人,都有慎独的情操。今天你去看看那些没有被现代社会所污染的农村,依然还保持着纯朴的民风,人们依然善良、宽容、仁厚。 

 


 

但这种东西在工业时代,逐进消失了。从鸦片战争时代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鸦片战争我们是不是打败了?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或者说当时人们是怎么样去自省的?鸦片战争中我们为什么会打败?(答:因为武器不行,没有洋枪洋炮)对!当时人也是这么想的!


当时的人们认为战败是因为中国没有工业,于是就开始大搞洋务运动,实业救国,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我们搞了江南制造局,汉阳制造局等等。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为什么会打败,是因为我们的武器不行,而武器不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工业化不行,工业生产不行。所以才有了“师夷之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对吧?结果我们搞了一个北洋舰队,当时世界排名第四,亚洲排名第一,结果呢?在甲午海战当中,被日本的破帆船打败了,打败的原因是不是我们武器不行?


后来说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管理不行,制度不行,对吧?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孙中山革命等等,是吧?甲午战争的失败,才有了中国人对社会制度弊端的改革,直到建立北洋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搞过议会制、民主制、内阁制、总统制、代议制、君主立宪制等,  反正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都实验了。


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为了寻求真理,愿意牺牲自己。那是一种民族自省的力量,几千年来的大国上民,沦为任人宰杀的羔羊,当时的社会创新可谓非常的激烈。后来袁世凯又复辟称帝,袁世凯做的对不对呢?对不对跟我们现在看拿破仑当皇帝一样,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最终还是当了皇帝,你不能说他对还是不对,实际上,袁世凯曾跟一位美国记者说,“你看中国人,早晨起来,扫完地,垃圾就直接倒到街道上,中国人就没有公民意识,根本搞不了民主,管理中国人,一定还要用君主制”。


我们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优越,后来,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德国在青岛的租界理应还给我们,结果竟然把青岛割送给了日本,给了我们最瞧不起的国家,是不是啊?所以才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愤而弃医从文,因为在东北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人斩杀中国奸细,旁边围观都是中国人,都是麻木的看客。当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愚弱沦丧,即使有强健的身体,也无法站立。


中国人的问题是骨子里的问题,是价值信仰的坍塌,不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但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是谁?是共产党,共产党搞的是什么?是人类的崇高的理想,是共产主义,是要让中国人在精神上站起来,这一强心针确实有效。实际上人们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共党主义的始作俑者是谁?马克思,马克思为什么可以论证出人类社会一定会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呢?因为他探寻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探究了资本的属性,事实证明他对了吗?至少暂时还不能下结论,对吧?

 

 
社会转型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如果不能找到它深层次的原因,就不能够真正解决社会经济的问题,共产主义没有拯救这个世界,但资本主义也同样没有,当然,不能说是谁对谁错,这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


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为了重建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就要让国民焕发出全新的精神力量,所以毛泽东才搞了文化大革命,因为建国以后,新的官僚体系和革命理想又产生了冲突,文化大革命我们暂不管它是对还是错,但它确实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造就了新的国民性格,(从大陆人和台湾人说话的腔调上就能听出来)这就像是我们电脑操作系统的升级,一切底层结构都要被格式化,这样才能运行新的应用程序,所以它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深层次的,这就是社会治理机制的迭代和创新。


(未完待续……)